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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顾炎武所言,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家,司法审判常常为人情关系所左右。就算是设立了议会制度,颁布了《弘武大宪诰》,中华帝国在制度上对权力实行制衡的民主政体仍然是不完善的。甚至连民间自由舆论监督的习惯也没有完全养成。比起拥有千年“公共舆论”传统,可以通过政治体系本身的制度结构,对权力实行限制的威尼斯共和国来。中华帝国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,都还没有建立起可以遏制贪污的民主制度。然而就算是没有欧洲那样的民主传统,没有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,年轻的中华帝国依旧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廉政制度。因为人类贪污的真正发生机制,并不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、没有舆论监督和没有高薪养廉。而是源自于人类本性中对欲望的无限渴望。
为了彻底根除官员贪婪的本性,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颁发了大量的法令,采取了各种酷刑。这其中又以明太祖朱元璋最为严酷。这位流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对贪官极其痛恨。他发明出一个“剥皮实草”刑,专门对官员有效,凡贪六十两以上者要剥皮之后塞进稻草,悬挂在政府旁边专门的“皮场庙”里供人参观,以警戒他们还活着的同类。与对中层严厉相反,《大诰》对“安分良民”积极保护。朱元璋要求每户农民发《大诰》一册(就像现在的《减轻农民负担手册》)老百姓熟读大诰,一旦发现官员、豪绅违反就可以告发。明初严禁百姓私自旅行,《大诰》可以当通行证使用,朱元璋甚至曾经亲自接见过几个手持《大诰》上京告状的平头百姓。
然而,朱元璋的“剥皮实草”并没有杜绝贪污的发生。相反,明朝官员的贪污情况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严重。据说李自成在北京城“追赃助饷”时,就曾从一个“清如水,明如镜”的清官家中抄没出了五万两现银。依照明太祖“六十两”的标准,这位清官大人足够被剥皮一千次了。
同为“流民”出身的开国皇帝,孙露并没有像朱元璋那样设立“皮场庙”。后世舆论对贪污的争论告诉她,中国的贪污历来都不是一种个体现象,而是一种制度性**。光靠杀鸡敬猴是远远不够的,制度上的问题只能从通过改进制度来解决。弘武二年年初,孙露正式下旨设立“廉政司”。廉政司并不隶属于内阁,也不受司法院所左右。它直接对皇帝负责,拥有绝对的权威。廉政司对政府机构和公服部门进行监督和调查,对一切涉姝官员,不论其名声多大、地位多高,一概严惩不赦,决不姑息。廉政司可以不受有关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涉嫌人;有权入屋搜查、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;有权检查和冻结受嫌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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